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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暗的放映厅，犹如柏拉图寓言里的洞穴。光明自尽头而来，在雪白的银幕上绘制着一场场往昔。这是《老港正传》的开头，亦是《老港正传》的结局。银都戏院里上映的最后一场电影，观众只有五人。两代人静静的坐在椅子上，相顾无言，泪流满面。回忆的过程总是充满感伤，四十载光阴荏苒，多少往事都在笑谈中灰飞烟灭。感谢电影给了我们一个相对真实的记录方式，使此情可待，使往事可追。

赵良骏的《老港正传》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入手，讲述了自1967年至今香港社会的历史变迁。

黄秋生饰演的左向港是一个爱国的电影放映员。在香港这样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，他动辄“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”的口号显得是那么的特立独行（不禁想到了《新难兄难弟》里的梁家辉）。但他我行我素，满怀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，在生活中扮演着一个老好人的角色，四十多年从不曾改变。收入不多，却经常慷慨相赠；假期永远都属于别人。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去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照一张相，可当身边的人个个都去过了之后，他成了“全香港几百万人里面最后一个没去的”，只能通过互联网来实现自己的夙愿。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，似莲花般品性高洁，“出污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。然后古人说的好，莲花始终是池中之物，“可远观而不可亵玩”。嫁给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，无疑需要比普通人更大的勇气和力量。

毛舜筠饰演的秀英就是这样一个角色，甚至完美的无懈可击。在她身上仿佛汇聚了中国劳动妇女的所有美德：任劳任怨，勤俭持家，宽厚待人，凭借一己之力维持着并不富裕而且父子关系相当紧张的家庭。当她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之后，这个靠她才得以维系的家庭也在顷刻间土崩瓦解。

不同于自始至终都没能实现本土化的父亲，郑中基饰演的儿子左忠是另一种非典型的香港人。一方面他生于斯、长于斯，并不愿背负父亲“左”的包袱，从一开始就极力想融入到当代香港的本土文化中，在他身上也充分体现了董建华、曾荫全所反复强调的“百折不挠”的香港精神。另一方面，又因为父亲的影响，在地道的香港人眼中他又不得不扮演着一个“阿灿”（香港人对大陆人歧视的称谓）的角色。他有着典型的“俄狄浦斯情节”。 从小缺乏父亲的关爱，因毕业于左派学校而找不到工作，生意上的失败却得不到父亲的帮助，这些都导致了父子关系的破裂。而母亲的去世更是将这个火药桶引爆，儿子埋怨父亲不照顾母亲，一气之下离开了那个从小就想逃脱的家的束缚。母亲是这个家庭中唯一能带给她温暖的人，即使是远在天边他也会打电话回家问候。而对父亲除了抱怨和指责外便别无其他。不过中国毕竟不同于西方，传统道德里的“孝”无论在哪朝哪代都或多或少的影响着国人的思维。中国电影里的叛逆儿子最终的出路多数不是弑父而是回归。谭家明的《父子》如是，张艺谋的《千里走单骑》如是，张扬的《向日葵》也如是，就像香港离别百年也最终要回归祖国的怀抱，虽然这种亲情的回归在《老港正传》里缺少必要的铺垫，但还是意料之中的发生了。导演借助对一个家庭的解构和重构，巧妙的暗示了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微妙关系。

这是一部为香港回归十周年献礼的影片。中规中矩，没有惊喜。本来期望会是部新《天堂电影院》，但电影在片中并没有参与到叙事中来，只能算做是一个空洞的符号，所以称之为港版的《电影往事》要更确切些。将小人物的个人的命运放逐于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之中，这种手法张艺谋用过（《活着》）、陈凯歌用过（《霸王别姬》）、美国人用过（《阿甘正传》）、导演自己也用过（《金鸡》）。可惜无论是《金鸡》还是《老港正传》，似乎都只是浮于表面，情感有余，力度不足。也许是香港历史文化底蕴的稍显薄弱，也许是导演的功力还欠火候，作为几代香港人的一次集体回忆，赵良骏确实没能挖掘出更为深刻的内涵来，不能不说是影片的一大遗憾。

“扶穷贱而惜光阴，怀功名而悲岁月。”看这个电影时总有一种莫名的哀伤，也许是理想在心中作祟。